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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贸易公司:整个欧亚大陆,都是我的交易市场

2020-08-02 19:59| 发布者: T小生活| 查看: 752| 评论: {php} echo

蒙古人透过商业所发挥的影响,远比武力还更深远得多。忽必烈汗在位期间,蒙古帝国渐渐转变为「蒙古公司」。

整个13世纪到14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帝国全境贸易路线的畅通,且每隔30至50公里设置备有民生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运输用的牲口,还备有嚮导带领商人通过坎坷地形。当时正在元朝朝廷的马可.波罗,他远赴外地时就常利用这些驿站。

他形容这些驿站──用语或许有些溢美之词──不只「美丽」、「堂皇」,还备有「丝被和帝王等级的其他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这些路线的贸易,蒙古当局发行了某种凭证,可说兼具了护照与信用卡的雏形,称之为圆符。根据圆符的材质和上面的老虎或矛隼图案,不识字者也能一眼就认出旅人的身分高低,提供符合其身分的服务。只要持有圆符,就能在帝国全境旅行,且个人安全得到保护,住宿、交通无虞,还能免除地方税或关税。

贸易兴盛不是为了商业,而是草原传统的「忽必」

蒙古人拓展、维护贸易路线,并非源自一般的那种对于商业、交通的意识形态上的承诺;而似乎是源自蒙古部落组织里根深柢固的忽必(khubi)制,即「份额」制度。

在成吉思汗时代,他就已经确立了这个制度──每个士兵,还有每个孤儿寡母,都有资格享有战争所掠夺物资里应有的份额;同样的,黄金家族的每个成员,也有资格享有帝国各地之财富里应有的份额。和支领固定薪资的非蒙古族行政官员不同,阶级较高的蒙古族官员以领取特定份额的货物代替薪资;而其中大部分货物拿到市场上转卖或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取得金钱或其他货物。

统治波斯伊儿汗国的旭烈兀,在其兄长忽必烈统治的中国境内,仍拥有25,000户丝织工。旭烈兀还拥有吐蕃境内的山谷,而且有权利得到北方乾草原所产毛皮、猎鹰的一定份额,当然,他还拥有蒙古家乡境内划归他的牧草地、马匹、人口。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个支系,有权利要求特定份额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工、矿工、杂技演员。

虽有家族内不同支系为争夺大汗之位而引发政局不安,但经济、商业体系一直运作不辍,只因偶有的战事而短暂中断或稍微脱节。有时甚至在战事当头,交战双方仍允许那些应享份额的货物交易。

窝阔台汗的孙子,也是乾草原中区的统治者海都,常称兵作乱,不服堂叔忽必烈的统治。但海都在中国南京城周边也拥有众多隶属于他的工匠和农民。在与忽必烈汗停火的空档,海都即要求将他在南京的货物运来;大概为了礼尚往来,海都也让忽必烈从乾草原部落徵收他所应得的马匹和其他货物。

蒙古帝国分为中国、蒙兀儿斯坦、波斯、俄罗斯四大政区,各区各自治理,但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货物需求并未因此减少。反倒因为政治上的分立,使各个当政者更需要维持那更古老的「份额」制度;若有哪个可汗拒绝将黄金家族其他成员应得的份额拿出,其他成员也将拒绝给付他在他们领地里所应得的份额。彼此间经济上的互利压制了政治上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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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份额之货物不断往来流动,将蒙古人的作战路线改变成贸易管道。透过这不断扩编的斡脱(ortoq)或站赤(jamchi)(按:斡脱为商人组合,与站赤无直接关係),可藉由马或骆驼商队把人员、货物和信息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高丽送到波斯。随着货物流动增加,蒙古当局开始寻找比传统旧路线更加快速便捷之径。

为此,忽必烈汗在1281年派出大型考察队,前赴寻找黄河源头并绘製成图(蒙古人称黄河为黑河)。学者利用考察到的资料,绘製了翔实的黄河地图。这次考察开闢了一条从中国到吐蕃的路线,蒙古人利用此路线,将吐蕃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蒙古的邮驿系统。在元朝,这些新路线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吐蕃与中国其他地区在商业、宗教、政治上联繫起来。

作战时,蒙古官员很积极的在敌人营地或城里寻找和搜括地图、地图册等地理文献。在忽必烈治下,学者综合了中国、阿拉伯、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将地图绘製技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在为忽必烈汗重用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特别是札马剌丁(Jamal al-Din)──的影响下,工匠们在1267年为忽必烈汗製作出地球仪,上面不但画出了亚洲和周边太平洋上的岛屿,还画出欧洲、非洲。

儘管商业往来最初倚赖靠武力征服所开闢的路线,但很快就能清楚看出,军队要在陆上移动得最迅速要靠马匹,相对的,搬运大批货物最好的方法是靠水运。蒙古人拓宽、延长原已连接黄河、长江的大运河,以便将穀物和其他农产品更有效率的运到更北边的地区。蒙古人改良汉人的工程技术和科技以因应新环境,在元帝国各地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元朝行政首长建造了十余个以运河相通的堤坝、水库,一直沿用到近代。

失败却学到经验,蒙古水上运输的经商之道

征日本、爪哇虽然失利,却让蒙古人从中学到许多造船知识,铩羽而归后,他们转而将造船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用途。忽必烈汗做出重大决定,要让船运成为帝国内粮食运输的主力;因为他体认到水力运输倚赖风力和水流,陆路运输倚赖得不时进食补充体力的人力、兽力,前者比后者更省成本、更有效率,且还要更快速。

头几年,蒙古人的船运量约3,000吨,但到了1329年,已成长到21万吨。返乡时从中国搭船前往波斯的马可.波罗形容,蒙古船只为四桅的大帆船,船员多达300人,船上有60个货舱供商人储放各种商品。

据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的记述,有些船甚至载着用大木盆栽种的植物,为水手提供新鲜食材。忽必烈汗鼓励建造更大的海运帆船,来承载更高的货物载重,并修建海港让这类大船停泊。蒙古人改进了航海罗盘的使用,也懂得绘製更为精确的航海图。从华南刺桐港(译按:Zaytun,今福建泉州)到波斯湾的荷姆兹岛(Hormuz)这条海路,成为连接远东、中东的主要海上通路。

船只沿途还停靠越南、爪哇、锡兰、印度的港口,而每到一地,蒙古代表就会发现更多在国内不易生产的货物,例如糖、象牙、肉桂、棉。从波斯湾,船只继续航行到元帝国势力範围以外的地区从事正规贸易,以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索马利亚的更多种商品。

这些不在蒙古人支配範围的地区,元朝当局并不要其统治者和商人按照蒙古人的货物份额制度来交易,而是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关係。在元帝国的保护下,元朝臣民凭藉商业贸易拓展势力範围,渐渐掌控印度洋的贸易,成就一如蒙古人以武力四处攻城略地般出色。

为了将贸易扩展到蒙古人统治以外的新地区,他们鼓励一些臣民──特别是华南的居民──移民海外,在外国港口建立贸易站。元朝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乘船出海,离开家乡,在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的沿海聚落定居。他们主要从事造船、贸易,沿着通往港口的江河,在上下游间做买卖,但也渐渐从事起其他行业。

为了更直接抵达欧洲市场,不必绕远路经过南方的穆斯林诸国,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境处的黑海沿岸设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刚开始早在1226年,成吉思汗统治期间,曾经劫掠过贸易站;但此时他们允许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Kaffa)港经营贸易站,后来又在塔纳(Tana)加设一处贸易站。为了保护陆上、海上的贸易站,蒙古人扫蕩海盗和劫匪。在1340年出版的经商手册《贸易实务》中,佛罗伦斯商人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强调,通往蒙古中国的路线,「无论白天或夜晚,都非常安全。」

新贸易路线的开闢,加上波斯、伊拉克的製造业因蒙古人入侵而满目疮痍,为中国的製造业创造了新契机。蒙古人征服中国所带来的破坏,远不如蒙古人攻打中东所造成的破坏那幺严重,忽必烈既竭力将中国传统商品推广到这些市场,也竭力将穆斯林、印度的技术全面引进中国。透过「份额」制度,蒙古王族成员掌控了欧亚大陆许多生产製造活动,但他们需倚赖商人运送、贩卖这些商品。蒙古人已从战士摇身一变为股东,但他们没有本事自己经商,或者说显然志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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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上层阶级密切参与贸易活动,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阶层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其卑贱、骯髒,还往往视之为无德;商业与手工业,在有权势者或虔诚信徒眼中,都属等而下之、不屑为之的工作。

此外,在当时的封建欧洲,不只每个国家追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连每个领主的领地都要在能力範围内竭尽所能地寻求自给自足。从领地出去的货物,都不应拿去换取可供领地内农民使用的其他商品,而是拿去购买可供贵族或教堂使用的首饰、宗教遗物、其他奢侈品。封建领主尽可能让其农民在所有民生需求上自给自足──自行生产粮食、种植林木、製造工具、编织布料──尽可能不与外界买卖。在封建体制下,倚赖进口商品,代表统治者的失败。

千百年来,传统的中国王朝都是在抑商主义之下运作。在边境构筑城墙,一直是限制贸易的手段,而且是将国家财富完全留在城墙内而不外流的作法。对这类当政者而言,与邻邦贸易就如同向邻邦献贡,因此竭尽所能避免对外贸易。中国人贬低商人,认为其地位仅高于盗匪;但蒙古人将商人地位提升到所有宗教、行业之上,仅次于政府官员,直接冲击中国人这种文化偏见。蒙古人更进一步贬低儒家士人,将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降到第九级,排在妓女之后,比乞丐好些。

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体认到,某地的寻常物品,可能就是另一地的奇珍异品,具有商业潜力。13世纪后半叶,蒙古人几乎是拚命寻找可以在其日益壮大的商业网络中卖掉的新商品,或寻找可以用新方式销售出去的旧商品。在蒙古人眼中,从染料、纸、药到阿月浑子(译按:pistachios,亦即俗称的开心果)、爆竹、毒药,每样东西想必都可能卖得掉,元朝官员似乎一心要找出什幺人会买,这些人在哪。

元朝的中国作坊,因应全球市场需求而製造商品,最后他们不只製造传统中国手工製品瓷器、丝织品供应全球市场,还製造全新商品供应特定市场,例如製造象牙製圣母子雕像,外销欧洲。

蒙古人为地方物产寻找国际市场的贸易推广活动,将多种新的纺织品传到了国外。到现在,从这类纺织品的名称,还可以看出它们的原产地。

有种特别平顺光滑亮面的丝织品,西方人称之为缎子(satin),名称就源自元朝的刺桐港(Zaytun),马可.波罗就是从此港搭船返乡;还有一种非常华丽的布料,名叫绫(damask silk),名称源自大马士革(Damascus),因为波斯伊儿汗国的商品大部分经由该城输入欧洲。马可.波罗提及另一种精细布料,因原产于摩苏尔(Mosul),古法语称之为mouslin,后来英语称之为麦斯林纱(muslin)。

就连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能带来丰沛获利,纸牌就是一例;纸牌轻而易于携带,商人和士兵觉得这种游戏好玩而新奇,因此流行开来。相较于象棋之类棋盘游戏得用到较累赘的棋子,任何士兵或骆驼客随身带着一副牌,毫不嫌累赘。为了因应这一块新市场,纸牌的製造就需要更快速,成本更低廉;后来有人想到用印製宗教经文的一般刻版来印製纸牌,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显示,印製纸牌的市场需求,比起印製经文更大得多。

相关书摘 ►砍这幺多人手也会痠:历史学家「膨风」的蒙古大军屠杀史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时报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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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 )

蒙古帝国创建前,中国与欧洲未曾往来,
而当成吉思汗去世时,
他已藉由商贸与外交使两者连成一气,至今未断。

自由贸易、知识共享、多元宗教、世俗法律、外交豁免权……
成吉思汗打造的蒙古帝国,构筑了现代世界的基础。

「最会说故事」的人类学家魏泽福,
费时五年,深入禁区,颠覆世人对于蒙古帝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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